俄乌战争后，德日将联合终结“美国治下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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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战争后，德日将联合终结“美国治下的和平”

作者：马克·莱纳德（Mark Leonard）

译者：陈思翰

法意导言

“罗马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是西方政治记忆中的经典图景，罗马的征服造就了一个横跨海陆、族裔与语言的庞大疆域，而罗马军团、万民法、宗教体系、道路网络等要素则维系了这个帝国的长期统合。直到日耳曼人的浩荡迁徙令罗马“这座攻下了整个世界的城市也被攻下”，这个单极构造的“世界体系”始终保持着相当程度的和平与繁荣。二战后，美国在西方建立了和平与秩序，到冷战终结，这种秩序又随同新自由主义浪潮向世界扩展，从1991年延续至今。然而，从阿富汗战争到俄乌战争，美国所勉力维持的全球秩序似乎正在出现裂隙。欧洲外交事务委员会主任马克·莱纳德（Mark Leonard）于2022年6月13日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美国治下和平的真正终结》（The Real End of Pax Americana）一文，从德国和日本的角度，论证了西方阵营内部战略自主性强化所带来的短期与长期影响。作者秉持相对乐观的态度，认为取代美国治下和平的并非天下大乱（一如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格局），而是在合作基础上的西方国家集体领导秩序，德国与日本将走出二战后的制约，具有更大能动性。

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常被视为美国力量的产物。在此叙事中，胜利的美国携同盟友，对世界的其他部分发号施令，创设符合其利益、确保其优越地位的国际机构和规范。但在另一个常被忽视的维度上，这种秩序也是人为削弱德国和日本力量的产物。1945年至今，德日两国都有意地避免追求大国地位，并坚持一种相安无事的外交政策。换言之，战后秩序的核心是世界第三和第四大经济体的特殊地位。尽管这种秩序在许多西方人眼中习以为常，其根基仍然是对于两个国家的人为限制，毕竟，从地理、人口和历史来看，这两个国家都曾是区域霸权。

这种现状，可能正在面临俄乌战争以及中美对抗的颠覆性改变。随之消逝的，还有始自二战结束并维持至今的“美国治下之和平”（Pax Americana）。面对俄罗斯的行动，德国已经根本性地转变了外交政策，许诺大幅度提高国防开支并在乌克兰事务上采取强硬态度。日本也经历着与之相似的转变。

在短期内，这些变化可能令西方世界更为团结，乃至走向振兴。俄乌战事增强了德日两国对美国的依赖，造就了冷战结束以来最高程度的合作。但如果德国和日本真正走上新的道路，对美国的依赖则将逐渐削弱，与各自邻国的关联则将加强，这一切便可能走向反面。这种转变不仅会深刻重塑欧洲与亚洲的安全格局，还可能改写西方世界的运作模式，宣告战后秩序正式成为往昔历史。一方面，美国治下之和平，将让位于更强调合作的区域安全秩序。另一方面，美国也必须重新设计同盟关系，将其盟友视为真正的博弈方，而非低幼的初阶协同者。在短期中，这种转变对于美国而言是痛苦和困难的，但在长期，对于国际秩序以及美国自身都是有益的。

德日战略的“时代转变”

在俄军出兵乌克兰的四天之后，平日措辞谨慎的德国总理朔尔茨做了一场革命性的演讲，宣布德国对外政策将面临一个“时代转变”（zeitenwende）。他所描述的这场转变是如此重大，以至于可能改变这个国家的核心身份。在数十年拒绝向任何交战国提供武器、压减本国军事开支以及主张通过经济关系改变俄罗斯的传统之下，德国决定向乌克兰提供装备，建立一个千亿欧元的基金用于本国军备升级，并终结在能源上对俄罗斯的依赖。这些宣示激发了广泛议论，既关乎德国政策的不同方面，又关乎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的角色定位。部分分析者认为，这意味着德国在数十年的地缘政治搭便车之后，终于觉醒并承担起迟来的责任。也有观点表示，转变已经来得太晚，新政策或许不能实现其目标。

无论结果如何，这场德国辩论对日本有着强力影响。日本的国防和安全官员已经开始理解并着手应对日益坚定崛起的国家，较之德国所面对的日渐衰落的俄罗斯，日本的处境更为复杂和危险。在2005年，日本和中国有着旗鼓相当的国防预算，而今中国的国防预算已是日本的5倍，在2030年前甚至可能达到9倍之多。（相比之下，此前俄罗斯的国防预算仅比德国高18%）

为了维持表面上的地区均势，日本采取了一种包含三大方针的战略。首先，日本增加了近年的国防预算，从2017年的451亿美元到2021年的541亿美元。执政党自民党认为，国防预算的目标应为国民经济产值的2%，换言之，需要将当前的国防预算翻倍。其次，自民党已经开始在内部探讨寻求核威慑的可能性，包括颇具争议的美日合作核共享，即日本参与美国核武器建设与使用的咨商程序。此外，日本也在寻求重塑与区域内周边国家的安全关系，尤其是澳大利亚、印度、菲律宾、新加坡和越南。今年年底发布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中，日本将整合这些战略变化。

日本的新战略已经在俄乌战争中得以显现。与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时日本维持对俄关系稳定的态度不同（当时日本意在制衡中国并获取廉价能源），当下日本几乎终止了与俄罗斯的双边关系，加入欧美的对俄制裁，并为乌克兰提供金融与非杀伤性军事援助。日本如此作为的原因，部分是维持与美国的关系，部分则是担忧中国的两岸统一行动。日本希望让俄罗斯付出沉重代价，以此向中国传递信号。

两国成为“正常国家”？

多年以来，德日两国国内围绕“成为正常国家”发生了诸多争论，并逐渐向此目标前进。两国当下的军事活动都比过往更为活跃，但较之其经济体量仍然不足。不过，俄乌战争可能改变这一切。

二战后至今，德日两国首次面对无可逃避的威胁。在1990年两德统一后，时任总理科尔热衷于讲述“德国周围只有朋友和伙伴”。而今，德国的社会共识似乎在变化，即使在俄乌战争爆发前，2022年1月的调查也表明，超过半数的德国受访者表示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对德国构成了军事威胁。许多日本人也担心台湾地区的局势将成为下一个乌克兰。日本前防卫省官员表示，“如果台湾海峡爆发战争，日本几乎会被自动卷入，因为日本将为驻日美军提供基地，而中国将对其加以攻击。”

新一代人也更加偏好强硬的安全立场。德日两国的二战负罪感，随着战犯与受害者的故去而渐渐消失。俄乌战争令德国加速与纳粹历史告别，而普京成为欧洲心目中的另一个种族灭绝战争的元凶。与此同时，对于中国的担忧，也冲淡了日本过往的战争罪行，在日本公众和其他亚洲国家心目中皆然。

此外，两国可能不再认为他们能够在安全方面仰赖美国。近日调查显示，56%的德国受访者认为，十年内中国将成为比美国更强大的国家，53%表示自从特朗普当选后，美国人变得不再可信，60%主张德国加强对欧洲防务的投入。即使在最为亲美的大西洋派精英中，这种恐惧感也相当普遍。一位德国前驻美大使认为，“拜登在任，对于德国而言无疑是幸事，但德国必须有一套备用方案，以防美国政治再出变故。”他甚至主张德国向法国寻求核保障，这在几个月之前是不可想象的意见。

在日本，这种对美国的怀疑更少被公开提及。但一项今年4月的调查显示，接近三分之二的日本人支持加强本国国防，多数人支持自民党关于2%国防预算的计划。庆应义塾大学的安全专家表示，许多日本战略家都认为，经历过特朗普年代的动乱，日本应当加大国防投入，走出一条不同于美国的路径。美国拒绝直接干预乌克兰，强调北约和非北约盟友的内外有别，令日本充满担忧。

今年3月，美、日、德、加四国领导人在布鲁塞尔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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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担重负

俄乌战争令德日两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依赖美国成为广受关注的问题。两国的行动在短期中预示着复兴乃至进一步扩展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日本加入了西方对俄罗斯的集体制裁，协议购买美国的F35战斗机，并决定建设与美国天然气兼容的液化气设施。德国的亲美派期望通过俄乌战争将美国与欧洲相捆绑，重新打造冷战时代的模式，即美国发挥核心作用，欧洲国家则仅在必要时出力。但在长期来看，德国和日本的国防政策可能改变欧洲与亚洲的区域之需，重塑两国与美国之间的盟友关系。

德日两国的前进与美国的后退（以及美国经济军事力量的衰落）很可能相伴而行，这种长期趋势与俄乌战争无关，美国将不得不将有限的资源集中于应对中国的挑战。有论者以为，这意味着美国治下之和平将让位于全球的混乱。这固然可能发生，但这种混乱不会是中东式的，令美国长期投入而又戏剧性撤出的情势。

在欧洲，美国的撤出将令欧洲国家获得更大程度上的团结（前提是欧洲人意识到俄乌战争不会改变美国以亚洲为首要关切的长期战略）。欧洲国家长期未能形成统一外交政策的原因是彼此缺乏信任。但俄罗斯的行动令他们团结在一起，先前亲善俄罗斯的德国与意大利也开始支持遏制俄罗斯的政策。如果这种共识得以维持，真正的欧洲战略合纵就将诞生，并依托于欧洲的军事工业甚至是共同的欧洲核威慑（至少是法国共享核威慑的意愿）。从长期看，这意味着形成一个处理欧洲对外关系的整体框架，容纳威慑、选择性脱钩以及避免危机升级的对话等手段。这并非继续扩张欧盟和北约，而是一种更为小巧灵活的多边安排，包容欧洲之外的重要相关方，例如美日印澳四国（Quad）。简言之，欧洲秩序可能变得更具亚洲色彩。

与此同时，亚洲可能更加欧洲化。美国将保持对印太地区的关注，但相较于中国，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会相对缩减。作为结果，日本和其他区域性力量在强化对美关系的同时，也会寻求更多元的国际关系，换言之，“将更多朋友引入日美同盟”。新的亚洲秩序既包含美国，又意味着澳大利亚、印度、日本、菲律宾、新加坡与越南的紧密合作。这不意味着在亚洲建立一个北约，而是在情报、海洋安全与执法方面增加协作。在商贸领域，一定程度的亚洲地区整合，已经在没有美国干预的条件下自发形成（例如美国退出TPP之后形成的CPTPP）。

在安全方面，欧洲和亚洲都正在形成一种更为均衡的分工格局。欧洲国家将在东欧、巴尔干和中东地区承担更多的直接安全责任。在亚洲，各国也将在国防方面加大投入，冲抵中国的影响力。特朗普时代的国防官员科尔比（Elbridge Colby）认为，“美国距离日本和台湾地区5000英里远，所以日本需要做得更多。”并且，随着欧洲和亚洲舞台日渐关联（不仅在于中俄亲善，也在于欧亚国家可能相互支援），日本和韩国也可能在亚洲问题上要求欧洲国家给予支持，使得区域秩序更加复杂，美国无法再继续号令全局。

另一种同盟

拜登政府期望俄乌战争能够塑造全球民主联盟，对俄罗斯和中国形成制约。这也意味着，美国致力于让欧洲确信，如果欧洲要继续获得美国支持，就需要协同美国对抗中国。

但当德国和日本变得更加强大并更加深刻地嵌入区域安全秩序，这两个国家将可能更为坚定地推进自己的议程。在中东，随着美国的撤离，类似的变化正在发生。沙特阿拉伯拒绝美国对谴责俄罗斯的要求，也并未增产石油，相反与俄罗斯通谋抬升油价。以色列和阿联酋也采取了类似的拒绝态度。

许多美国的分析者和官员认为，美国盟友在历史上所受泽惠，意味着他们能够无怨无悔地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以越来越高的代价，追随美国对中国进行抵制。特朗普威胁退出北约并要求欧洲国家禁用华为5G的主张，便为典例。

然而，德国和日本的变化可能预示着一种不同的前景。这可能是一种较之战后秩序更加均衡的模式。随着美国的国防力量相对衰落，强求一致的代价日渐高昂，美国可能不得不放弃独力撑持的观念，转向更具合作性、更加平等化的关系。在最初，这种转变将带来挑战和烦恼，特别是美国不得不克制唯我独尊的本能冲动。不过，一旦新的国际秩序趋于稳定，并对美国的确有益，美国的民众将能够将本国盟友视为资产而非负担。在这种格局下，不仅美国的安全负担得以减轻，美国及其盟友也更能推广自由价值观，亦即向世界说明，即使美国阵营中容纳了各色国家，这个阵营也更加接近美国而非中国的立场。一言以蔽之，取代美国治下和平的并非天下大乱，而是一种合作模式下的集体领导。

文章来源：

Mark Leonard, The Real End of Pax Americana, Foreign Affairs, June 13,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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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介绍

陈思翰，中国人民大学2018级本科生，清华大学2022级法律硕士，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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